原创 秦朔 秦朔朋友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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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梦，美国噩梦
人与自然的失衡造就了新冠疫情，人与人的冲突造就了弗洛伊德事件。2020年还会发生什么呢？
5月25日，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，46岁的非洲裔男子乔治·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德里克·沙文用膝盖压在脖子上8分46秒致死。事情源于一名熟食店员工电话报警，指控弗洛伊德用一张20美元假钞购买香烟。路人拍摄的视频显示，弗洛伊德和周围的人大声呼救，但警察仍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令他无法呼吸，即使他已失去意识，警察也没有移开膝盖，甚至在急救人员抵达现场整整一分钟内还是如此。
从抗疫到抗议，美国的头条新闻迅速切换。这一人之死，似乎比美国11万多名新冠肺炎死者的影响还大。
这是美国梦被美国噩梦缠绕的一年。而以大选为重的特朗普，这个领导欲远高于领导力的自负者，让一切变得更糟。 在美国的抗议浪潮中，“我不能呼吸”（I can’t breathe）和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（Black Lives Matter），是举的最多的两条标语，它们如同两道深深的伤痕，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躯体上。 “我不能呼吸”代表了一种生存状态，被生活所困，被高压奴役，喘息，挣扎，无法挣脱。 2014年7月17日，在纽约，非洲裔小贩埃里克·加纳因售卖疑似未缴税的香烟，被几名白人警察拘捕。他被勒住脖子按倒在地，心脏病突发身亡。他求救时的哀鸣“我不能呼吸”，自此成为民众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口号。纽约市政府最终与埃里克·加纳的家属达成了59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。 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代表了对人人生而平等的呼吁，也与一桩悲惨故事相关。 2012年2月26日，在佛罗里达州桑福德的一个居民区，27岁的协警乔治·齐默尔曼巡逻时认定，穿着灰色连帽衫的17岁黑人少年特雷翁·马丁“形迹可疑”，他拨打了911报警电话，跟踪马丁，并在对峙中开枪打死了他。 齐默尔曼说西班牙语，也是少数族裔，这一点被他的家人作为他并不歧视黑人的证据。他被控二级谋杀罪，但2013年7月在法庭审理中被陪审团认为无罪。社会活动家艾丽西亚·加尔萨在Facebook上发帖，结尾是：black people. I love you. I love us. Our lives matter.（我们的命也是命。） 加尔萨的朋友库拉斯立即加了一个标签，#BlackLivesMatter，在另外两起枪杀非洲裔美国人的案件的共同推动下，#BlackLivesMatter不仅在网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黑人平权运动，在线下也发展成反抗对黑人的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组织。 看似偶然，往往必然。只要存在着先入为主地以肤色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是非，弗洛伊德们的悲剧就不会终结。 弗洛伊德事件不仅是关于种族、肤色的故事，也是关于社会分化、治理失灵、司法正义缺乏、结构性矛盾加深的故事。不仅是美国的故事，也是世界的故事。 现代社会并非没有意识到普惠、公平正义、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性，但强者恒强富者恒富仍是基本的运转逻辑，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势压人，似乎是潜规则。 当火药桶里的火药越积越多，需要的只是一个导火索。 10年前，2010年12月17日，在突尼斯西迪布吉德市，靠摆地摊为生的26岁平民穆罕默德·布瓦吉吉，因被市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，恶意侮辱，没收货物，无处讲理，在市政府大楼前自焚而死。他的死成了“阿拉伯之春”的导火索。 布瓦吉吉从10岁起就为了生计奔波，负起养家糊口之责，他希望多挣钱，让弟弟妹妹完成学业。西迪布吉德市的失业率高达30%，且极为腐败，执法者索贿司空见惯。布瓦吉吉的货物被没收，不是因为他没有营业执照，而是因为没钱行贿。 落后国家的暴力执法与抗议骚乱在经常化，发达国家也不是省油的灯。21世纪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骚乱不断扩大化的世纪。 2005年10月27日，在巴黎东北郊的克利希苏布瓦镇，两名北非裔移民少年因躲避警察盘查，意外地触电身亡，当晚数百名移民走上街头，焚烧垃圾桶、汽车。警察前去干预，移民的暴力行动不减反增。巴黎郊区的骚乱持续了20天，蔓延到全国，还波及了德国和比利时。 骚乱平息后，法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有针对性的措施，如改善郊区住房条件；部分恢复已经削减的贫困街区的教育预算，增加助学金、奖学金，改善移民青少年就学条件；通过职业培训和财政配套等帮助移民青年就业；加大对基础设施和警力培训的投入，改善郊区治安秩序和警察的执法水平；组织重灾地区移民青年与警方对话，增加了解和信任；成立志愿者机构，进一步协调环境、卫生、文化等紧迫问题，在基层与高层之间建立更直接的沟通渠道，等等。 2011年8月4日，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，一个黑人占比20%的多族裔混居区，29岁的黑人平民马克·达根被伦敦警察厅的警务人员枪杀。民众上街抗议警察的暴行，酿成骚乱，从伦敦扩散到伯明翰、利物浦、利兹、布里斯托等英格兰大城市，到8月10日平息。这场骚乱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英国最严重的骚乱，其背后的问题包括种族问题、高失业率、城郊困局和青年暴力。 2013年5月，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骚乱也让世人震惊。在赫斯比（Husby）郊区，警察射杀了一名69岁的葡萄牙裔外来移民，因为他手持砍刀。由此引发了数百名年轻人的抗议，从5月19日开始，他们连续5个晚上烧汽车，焚毁警察局和购物中心，用石头砸警察。 无论是小贩、少年、黑人平民、移民老人，都是社会中的籍籍无名者（nobody），但他们所受的不公正遭遇都成了大规模抗议与暴力骚乱的导火索，并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。马克思1847年所写的预言似乎又回来了——“野蛮状态重现了，但这一次它产生于文明内部，而且是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是一种麻疯病式的野蛮状态，是文明的麻疯病式的野蛮状态”。 警察所代表的秩序是文明的一部分，以合法暴力为基础，但当合法暴力被滥用和异化，这个秩序本身必然被冲击，在某些时空甚至会风雨飘摇。 由于弗洛伊德事件，美国这个“灯塔国”的形象再次沉沦。 美国以理念和信仰立国，1776年的《独立宣言》被认为是“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”，它宣布：“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：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命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” 但历史告诉人们，理念要真正变成现实，是一个漫长过程。在此过程中，灯塔指明的是方向，照亮的往往是黑暗。 以黑人最重要的公民权——选举权来说，美国建国后，因为奴隶制的存在，黑人被剥夺了公民身份，根本谈不上选举权。1862年林肯签署《解放宣言》，废除南方的奴隶制，黑人获得了人身自由。1866年国会通过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，宣布“所有在合众国出生并受其管辖的人，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”，从宪法上承认黑人的美国公民身份。1869年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，“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，不得因种族、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和限制”，间接地将选举权赋予了黑人。 但事实上，差不多100年后，黑人才真正赢得了选举权。 美国内战结束后，南方各州通过各种方式，在黑人选民登记和投票方面设置种种障碍。黑人经济困境，他们就规定选民要交纳人头税（poll tax）。黑人识字不多，他们就强制规定选民要参加“识字能力测试”（literacy test），而根据所谓“祖父条款”，家中有先人在1867年以前就是该州选民的人可以免除识字测试，这等于说测试就是专盯黑人的。在种种限制下，1900年后南部黑人选民实际能够参加选举的人数，只占南部黑人选民总数的2%。选举权是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。 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在联邦制下，联邦与州具有双重主权，虽然联邦宪法及其修正案给予了黑人公民资格，但具体管理黑人选举权的是各州。最高法院在1873年的一个判例（屠宰场案）中，也将管理黑人选举权的权力认定给了各州。历经周折和多方面的推动，直到1965年，国会通过《选举权法》，规定任何州和地方实行的识字能力测试将自动停止，政府有权任命联邦选举监察官监视地方选举，禁止使用人头税来剥夺选民的选举权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黑人的选举权才实至名归。 在美国，几乎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会变成司法问题，求助于法官的权威。司法机制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能找到的，在解决社会矛盾时成本最小、且对社会伤害最小的冲突化解机制。然而，法官也是人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能否高瞻远瞩，顺应历史潮流，往往决定着历史的走向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，但法律赋予的平等，在社会中究竟能实现多少？ 有一种看法的认同者颇多，社会平等只代表了资格平等，而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与成就，要靠个人的努力。法律不保证结果平等。有一种流行说法，种族隔离是黑人和白人自发选择的结果，他们主动选择生活在“自己人”当中，造成了“事实上的种族隔离”。 也有一种视角指出，黑人居住区的问题和警务事件，不能简单归结为白人警察的种族歧视。这种看法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激化种族矛盾。白人中不乏贫困者，黑人中也有中产阶级在兴起。 不过，“事实上的种族隔离”，真的是事实吗？ 理查德·罗斯坦在《法律的颜色》一书中指出，“事实上的种族隔离”的确有可能存在，但它非但不是故事的主要内容，反而成了某些当权者掩饰的借口。他翔实地论证了，在黑人民权运动取得瞩目成功之前，相比白人公民，黑人公民在教育、就业、婚姻、住房、交通、同工同酬等方面遇到了数不胜数的双重标准，被强迫生活在黑人群体之中，不许“入侵”白人的社区。 住房歧视具体表现为：有白人社区居民集体驱赶、甚至以暴力手段恐吓搬进其所在社区的黑人；有房地产协会区别对待黑人，提高房屋售价或租赁价格；更有联邦住房管理局建立重重标准，妨碍为黑人群体建设住房项目，使其不得施工，甚至以维稳为借口妨碍黑人与白人的融合。黑人家庭搬进以白人家庭为主的社区后，警方很少逮捕闹事的白人居民，而黑人居民常常被作为替罪羊、“煽动者”锒铛入狱，融合计划自然很快夭折。 还有研究指出，空间区隔是种族隔离的最重要方式之一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在一波又一波的郊区化、城市/道路规划、都市更新（士绅化）中，政府与土地开发商联手不断推高地价、房价，黑人贫困阶层因无力购房只能聚居于旧城贫民区，或者被安置在远远隔离于中产社区的公共住宅之中。“不是黑人造成了贫民区，而是高度分异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住房排斥，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城市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，让黑人困顿于问题社区，并因此成为永久的问题种族。” 贫困往往是代际传递的。虽然社会公正、种族平等、公民平权在今天的美国是“政治正确”，但如果父母一代都住在犯罪率高、教育等公共资源稀缺、工业污染到处都是的社区，子女们要从这里出去实现美国梦，与中产社区、富人区的孩子相比，可谓难上加难。 平等是法律的概念，不平等则是更加真实的社会感受。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攀升至50年来最高，美国GDP的近五分之一用于医疗保健，但美国医疗保障的覆盖面低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。与其说是肤色的歧视，不如说是一系列社会、经济、执法、司法的结构性锁定，让非洲裔美国人命运的改变举步维艰。 也许到未来的某一天，当肤色不再和“下层社会”“高犯罪率”“低收入与失业群体”等关联，非洲裔美国人所期待的平等才会真的降临，对肤色的偏见才会真的消失。 围绕弗洛伊德事件，在对警察暴力的抗议中，新的暴力也不断发生。由此又引发了更多的争议。 我找出了马丁·路德·金在1960年代领导黑人民权运动时说过的一些话。“我们在争取合理地位的过程中，绝不能犯下恶行；对自由感到饥渴时，也不能饮用痛苦与仇恨杯子里的水。”似乎也是为今天的很多暴力抗议者准备的。 在克莱伯恩·卡森所写的《马丁·路德·金自传》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这位历史伟人毕生都在为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（right）而奋斗与牺牲，但他却反对“黑人权力”（black power）的口号。 他是这样说的： “我对使用这个口号持保留意见。我只相信具体的、切实的黑人权力。我不相信黑人分离主义，也不相信任何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黑人权力。 “我们必须通过建设性的手段，来积累黑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力，这种合法的权力才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为了实现爱与公正，权力不仅值得去争取，而且是必要的。没有爱的权力，无情而残暴；而没有权力的爱，无力而脆弱。最好的权力，是用爱来落实公正的要求；最好的公正，是用爱来纠正任何与爱对立的做法。正是缺乏道德的权力和缺乏权力的道德之间的碰撞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危机。 “一个真正的领袖不是一个追随共识的人，而是一个长于斡旋、促成共识的人。即便所有的美国黑人都转而支持暴力，我仍将坚持自己孤独的声音，宣称那是错误的。这么说听起来似乎很傲慢，但我的本意只是说明，我立志做一个坚守信念的人，而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。有时候，一个人会在生活中寻觅到一个意义非凡的信念，对它爱若珍宝，能为它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。我在非暴力思想中感受到的，就是这种信念。 “我关切的是黑人在美国实现完全的公民身份，然而，我也同样关注我们的道德的正直和灵魂的健康。因此，我坚决反对以任何恶意、仇恨和暴力的方法去获得自由，因为这就是压迫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方式。仇恨不仅伤害被憎恨的人，也挫伤仇恨者自己。” 这些话在当年曾经感动过无数黑人和白人。虽然在激愤的群体性抗议中，它们也很容易被忘却。真正的伟人，不是去激发恨的暴力，而是去点亮爱、同理心、希望和正义。 我相信，人们终究会明白，就如马丁·路德·金所说，如果我们真心渴望人类焕发出一种新姿态，那么，我们就必须让人类远离漫长而凄凉的暴力黑夜。能把黑暗的过去转变成光明的未来，能把我们从疲惫的绝望带到升腾的希望，这种力量将是充满爱和正义的力量。 马丁·路德·金1968年遇刺身亡。从1986年起，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被联邦政府订立为他的纪念日，全国放假一天。他是乔治·华盛顿之后第二位享有这一荣誉的人。 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在美国，但弗洛伊德问题，值得更多国家和地区借镜自照。 对握有权力的人来说，只有尊重和珍视别人的权利，才可能善用自己的权力，让权力成为权利的守护者，而不是凌辱者。 争取肤色的权利的征程仍在继续，而伟大的灵魂永远和人类相依。 参考文献 1、论美国最高法院与黑人选举权的平等保护，李传利，历史教学2009年第二期 2、“种族问题”是种族的问题吗？陈映芳，《读书》2018年11期 3、马丁·路德·金自传，克莱伯恩·卡森，徐菡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「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」 「 图片 | 视觉中国 」 原标题：《肤色的权利：弗洛伊德事件面面观 || 大视野》
